郑姓是我国众多姓氏中的一个，其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在《百家姓》中排名第7位。许多我国的姓氏源于最初的封国国名，而郑姓亦如此。下面，我将为大家讲述江南第一家郑家的灭门案背后的历史故事。

位于我国江南地区的郑氏大家族，历经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三百六十余年，家族人数最多时达到三千多人，共享同一家园。这个以“孝义”著称的家族，受到朝廷旌表，并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亲自赐予。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享有盛名的家族曾发生过两起祖先因“弃孝从亡”而离开家乡的事件。直至2002年3月和2010年3月，失散了六百多年的郑氏后裔才纷纷回到江南第一家寻根认祖。

为何这个被誉为“一门尚义，九世同居”的家族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他们与当时朝廷和皇帝之间有何深层次的联系？他们的最终命运是喜还是悲？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当年发生的“弃孝从亡”事件。

如今的“江南第一家”，已经成为爱民忠国、崇义重德、清廉自律等优秀文化的象征，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产。作为“义门郑氏”，他们以“孝义”闻名于世，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孝义家"又被称为"郑义门"。郑义门"九世同居"的基础是一个"孝"字，先孝后有义，没有孝心，谈何道义？古人云：“百善孝为先”，我国传统文化倡导“以孝治国”，将孝视为道德的根本，并提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观点。

郑氏义门流传着许多感人的孝行故事，其中"孝感泉"便是他们孝感天地的历史见证，位于白麟溪南岸的一口方形井上的"孝感泉"，是当年首创合族同居的始祖郑绮的遗址。根据《宋史·孝友传》记载，郑绮在当地是一位著名的孝子，他的母亲患有"风挛"，长期瘫痪在床，而他则"抱着她去方便三十多年"却没有说过任何抱怨的话。有一年发生大旱，溪水干涸，他的病母却渴望喝到溪水，郑绮在溪边挖掘了数丈深，却未能找到泉水，他绝望地哭喊了三天三夜，感动了上天，从地下突然涌出了甘泉，人们都认为是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因此得名"孝感泉"。后来人们在泉上建立了纪念碑，以资纪念。

然而，郑氏义门的孝义之风更多地体现在"义"字上。"义"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对亲情的、对家族的"义"，更是体现在对民族、对国家的"义"，这就是"正义"之"义"。特别是在国家命运和民族矛盾危难时刻，这种家族之"义"升华为了民族之"义"。因此，郑氏义门的"义"更是表现出一种不离不弃、忠诚不渝，以及匡扶正义、大义凛然的气节和品质。

祖归宗事件正好集中体现了这个“义”字。自古以来，义孝不能两全，以孝为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文化“江南第一家”在面对义孝难以两全的困境时，毅然选择了“义”字。因为“江南第一家”的两起认祖归宗事件始终与一个朝代更迭和一位皇帝的命运紧密相连，而孝子之门出忠臣，这在情理之中。

首先发生在南宋末年，当时北方的蒙古族在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并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虏了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南宋朝廷一直被投降派把持，文武官员纷纷逃离或投降。南宋亡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張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位幼小的皇帝，成立了小朝廷，逃亡到南海一带。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后来，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張世杰的战船沉没，1279年3月19日，随着崖山海战的失败以及陆秀夫背着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身亡，南宋彻底灭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尽管南宋势力衰微且偏安一隅，但它仍然是封建社会正统王朝的延续。相比之下，元朝是外族侵略者。据记载，蒙古军队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野蛮的侵略战争。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主战派代表文天祥挺身而出，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族大义的坚守。

忠于南宋朝廷的郑氏家族成员，在受俘期间，面对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的压力，他宁死不屈，从容赴义，被誉为民族英雄。他的《过零丁洋》作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绝唱，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作为外族侵略者的元朝统治者，虽然身为蒙古贵族，却不懂汉族文化。然而，他们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认识到了汉文化对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因此，“江南第一家”的治家经验，以及家庭政治、家庭伦理建设、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等，一开始便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重视，并被继承和发扬光大。

郑氏家族的第五世祖郑冲，正值宋元交替之时，社会动荡促使统治者寻求治理国家的良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元朝丞相脱脱逼迫曾在南宋朝廷任职的义门郑氏第六世祖郑臣保归降元朝，担任官员。然而，郑臣保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表示：“古人云：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侍二君，我怎么能成为你们元朝的官员呢？”宁愿放弃孝道，坚守忠诚于南宋朝廷的原则，避免被元朝报复，郑臣保带着家人乘船离开杭州湾，漂泊到高丽瑞山的看月岛定居。在那里，他们过上了简朴的生活，并在此生下了三个孩子。

郑仁卿的儿子后来成为高丽国丞相。据统计，自浦江迁往韩国的郑氏后代已繁衍不息，总数达5万余人。直至2002年，韩国瑞山郑氏和我国浦江郑氏在河南荥阳参加了一次寻根问祖的宗亲活动。在那里，他们发现彼此的族谱中竟有一位名为郑冲应的共同祖先。通过查阅史料，最终确认韩国瑞山郑氏与我国浦江“江南第一家”同属同宗。两地在郑氏宗祠举行了盛大的《归源金禧书》签约仪式。这一切都源于郑臣保作为忠诚之臣的“义”，也使得760多年后韩国郑氏来到浦江郑宅认祖归宗成为可能。

第二次事件发生在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仅在位四年。他的叔叔燕王朱棣起兵反抗，凭借强大的军队实力，建文帝多次战败。南京朝廷的文武官员多数倒戈相向，开门迎接燕王。当时南京急需武将，建文帝便册封文官郑义门八世祖郑洽为留守卫都尉指挥史。郑洽和廖等人带领南京军民英勇抵抗朱棣的多次进攻，但寡不敌众，终致失守。1402年6月13日，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被迫下令烧毁故宫。

在建文帝执政期间，他改变朱元璋严厉的统治方式，实行宽松的政策，给予百姓喘息的机会，因此深得民心。建文帝被赞誉为一位仁爱的君主，当时的人们谈论起他，都称赞他为“四载宽政解严霜”。

新政在文朝四年取得成功，赢得了民众和臣子的支持。

太祖朱元璋生性“雄猜好杀”，建文帝对此局势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在继位之初，便开始进行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这一变革被称为“建文新政”。建文帝有意结束祖父尚武的政策，致力于强化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提高文官的地位，并将权力适度下放，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因此得到了朝臣的支持。他登上皇位后，确定了新的年号“建文”，与祖父“洪武”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他还立刻将六部尚书提升至正一品，扩大科举考试规模，并发布诏书要求推荐文学才能出众的人士，授予他们官职。建文帝身边的几位重要大臣也都是博学多才的文人。例如，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都是洪武年间的狀元。翰林侍讲方孝孺则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自幼聪明机智，后跟随当代著名儒者宋濂学习，其诗歌和文章广受好评。江南第一家许多学子，如郑洽等人，也自然受到建文帝的青睐。正因为建文帝所倚重的大臣大多具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人们又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在政治上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地位，因此他们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诚不二，这也是后来许多文臣愿意为建文帝舍身的原因。

在登基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建文朝臣子的殊死抵抗。历史上著名的“士中硬汉”大学士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得逞的永乐帝朱棣写诏书的典故便发生在这个时期。方孝儒是郑义门的良师益友，他誓死不愿写永乐帝登基的诏书。朱棣因此割了他的舌头，血流如注。他用自己喷出的血写下了“篡”这个字。朱棣愤怒之下，下令灭他的十族，包括师生、好友在内的共873人，这是我国历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株连冤杀事件。众多建文朝臣子同样因不愿臣服于朱棣而被残忍地杀害。所以在建文帝被夺位后，仍有许多忠义之士至死不渝，为建文帝殉死。

郑洽便是众多忠义之士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史实记载，“靖难之变”时跟随建文帝的共有22人，其中有一个翰林待诏叫郑洽的是浦江郑义门的人。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众臣提议：“忠臣出于孝义之家，浦江郑氏义门孝义家可居。”郑洽便向皇帝说：“臣蒙高皇隆恩无以为报，今正是其时。”建文帝表示同意，于是众人约定左右紧随3个人，以师徒相称，其余的都化装改名逃出京城，乘船一路南下，往浦江而来，曾在郑宅一口相通的枯井内幸免于难。

为什么在危难之际众臣会提议“浦江郑氏义门孝义家可居”？而郑洽又为何对建文帝如此感恩戴德呢？原因在于郑洽出身于浦江郑氏义门，深受家族孝义精神的熏陶；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建文帝的仁爱之心和对忠诚的尊重。因此，在建文帝被夺位后，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追随，并始终如一地为建文帝效忠。

“江南第一家”后裔与大明皇家正统嫡系关系密切。早在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郑氏义门的孝义便名扬四海。为表彰义门代代相传的孝义家风，朱元璋亲自赐予“江南第一家”以示嘉奖，并倡导全国民众学习效仿。然而，朱元璋恐怕难以预料的是，在他亲赐的“江南第一家”庇佑下，他的后代竟然度过了一场劫难。

据史书记载，浦江郑氏家族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是江南地区一位显赫的望族。郑氏家族曾历经十五代同堂共膳，因此被誉为“郑义门”。明洪武初年，郑氏家族的家长郑濂在京城南京任职。不久之后，一场灾难降临。受到“胡惟庸谋反案”牵连，郑濂及其兄弟成了朱元璋眼中的罪魁祸首。然而，郑氏兄弟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当官差前来缉拿他们时，郑濂的六个兄弟争先恐后地承担起罪名。这一举动传到朱元璋耳中，他感慨道：“像郑氏这样的家族，怎么会孕育出乱臣贼子呢？”于是，他下令赦免了郑氏兄弟，并将最为舍身救人的郑氏小弟郑湜提拔为左参议。据说，为表彰郑氏家族的“忠孝仁义”，朱元璋还在洪武十八年专门赠予“江南第一家”的匾额，该匾一直悬挂在郑氏宗祠内。

朱元璋在选拔自己的皇位继承人时，曾从“郑义门”中挑选东宫属官。在此过程中，郑濂的弟弟郑济、郑沂也得到了重用。

既然郑济曾担任朱允炆的东宫属官，因此可以断定建文帝朱允炆与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事实上，朱标，即明皇朝的接班人，也与郑家有一定关联。这是因为朱标（明成祖）的老师宋濂最初在金华潜溪居住，他仰慕郑氏家族的“九世同居”的“孝义家风”，于是迁居至距离“郑氏宗祠”约一公里的青萝山麓。直至1360年，朱元璋邀请他到南京出仕为止。因此，当朱标之子朱允炆继位时，他对郑氏表现出了亲近，他还大力表彰郑氏家族，当时郑氏家长郑渶甚至专程前往南京向建文帝朝贡。建文帝亲笔题写“孝义家”，并赐予郑氏，后来被郑氏家族珍藏。

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任皇帝，他在“靖难之变”后被迫退位并流亡。他的行踪自600多年前起一直是个谜，至今仍是历史上的十大谜案之一。然而，江南第一家的许多历史遗迹表明，朱允炆就在此地避难。

郑义门的家长将朱允炆藏在万松岭和古树遮天的东明山西麓。江南第一家保留了许多反映朱允炆在此地避难的历史遗迹，包括：帮助朱允炆摆脱困境的枯井“建文井”，以及供朱允炆藏身的小阁楼“老佛社”。此外，郑氏子孙结婚时使用的礼堂昌三公祠的18块门板上，中心花板刻有朱允炆从登基到退位的完整故事，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郑氏龙灯的历史价值独特且令人叹为观止。这种独特的龙灯造型别具一格，每走一步都会颤动一次，仿佛活灵活现。传说在建文帝避难来郑宅街上观赏龙灯时，他被村民们认出，于是立即跪拜行礼，龙头也随着他的动作一起颤抖。从那以后，这种象征着向建文帝行礼的跷脚灯头就被称为行礼灯头，至今仍在沿用。

面对忠诚与孝顺难以兼顾的困境，郑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义”字，他决定不顾家人的安危，跟随建文帝逃亡南方，即使生活艰辛，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四处乞讨，甚至他的儿子郑安治也在战场上牺牲。郑洽始终坚定地追随建文帝，直至最后在福建宁德郑岐村隐姓埋名。如今，大量的史料已经证实了这段历史。

郑洽冒着被杀头灭族的危险，收留了一位被迫离职的皇帝。这个举动展现了“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的勇气和赤诚，这也是“舍身取义”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体现。正是由于郑洽如此感人至深的表现，才引发了他去世600多年后的今天，福建宁德郑岐村的郑洽后裔前来浦江“江南第一家”认祖归宗，重新连接起家族脉络的故事。

过去，“江南第一家”在祭祖时通常是鸣钟二十五响后再降半响，但为什么还要额外鸣钟半响呢？这是因为郑洽为了忠于国家而忽视了家族的安危，他在流亡期间改了姓氏并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因此，在家谱中，郑洽的名字被暂时删除。在祭祖仪式中，原本应该先鸣钟二十六响，但因为忌讳郑洽的名字，所以只能鸣二十五响。

在子孙的心中，他们不愿意隐藏祖先的名声。在二十五年后，他们会鸣响半下，表示郑洽随皇帝出逃的意愿。这一习俗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2010年3月22日，“江南第一家”在庄重的认祖归宗仪式上首次敲响了26下的完整钟声。郑义门第八世祖的26位兄弟和子孙们第一次齐聚在一起，“失踪”了六百多年的郑义门第八世孙——建文帝从亡大臣郑洽终于回到了家族。郑氏义门裔孙在宗祠内欢聚一堂，以此告慰郑洽忠诚的灵魂。

虽然“江南第一家”两次认祖归宗的事件起初都是在义孝不能兼顾的情况下，郑氏祖先不得不忍痛割爱，舍弃孝道而从义，使得血脉暂时中断，这种结果带有一定的时代悲剧色彩。然而，时隔六七百年后，韩国和福建的两支郑氏后裔队伍先后认祖归宗，重新接续宗脉，这正说明了“江南第一家”在经历了弃孝从义的百年磨难后，最终还是实现了孝义传承、义孝双全的愿望，这是一种充满喜剧色彩的完美结局，它圆满解答了千古以来令人费解的问题，演绎了一场充满义薄云天和孝感天地的传奇历史剧。

“江南第一家”的认祖归宗事件体现了一种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的大“义”字。今天，我们将赋予“义”字以新的内涵，即“义”就是要我们有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意识，有面对责任时不计回报的奉献精神，并在民族危难之时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得到了体现。"多难兴邦，玉汝于成"。无论面临外来侵略的国家民族危机，还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国家民族危难，都能看到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近年来，我国在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以及汶川、玉树等地的重大地震等灾难面前，全国军民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展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谱写了奉献大“义”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