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关于科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度探讨。文章通过分析李约瑟难题，揭示了中西文明在科学发展上的差异。尽管近代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却相对滞后，这导致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兴起，而在并未出现。

文章还比较了犹太人和现代人的智慧观念，指出犹太人重视知识和技能的传承，以及科学在他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相比之下，尽管现代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科学精神和方法论的培养上却存在不足，这使得现代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尚不能与其他文明相比。

此外，文章对我国当前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例如过于注重短期经济效益，忽视基础科学研究等。作者强调，我们应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和创新型人才，以推动科技创新，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

这篇文章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科学与文化的全新视角，并对我们反思自身科技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此之前，李约瑟被誉为世界级的科学家，被称为“化学胚胎学之父”。他与他的大学同学德萝西·莫尔共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一同达到了情感和事业的巅峰。鲁桂珍，一位剂师的女儿，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后来前往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李约瑟的妻子接受了她和自己的学生之间的感情，他们三人共同生活了50年。1987年，她去世了，两年后，李约瑟迎娶了鲁桂珍。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了深厚的“科学发明”和医学，这触动了他，让他认识到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巨大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爱情传奇，另一方面是因为李约瑟并不是科学史的专家，他所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探讨的是：虽然古代对人类的科技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发生？Fara在《四千年科学史》中写道：“许多关键性的发明最早出现在，而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李约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数学化的自然科学得以出现？”以及“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我国？”李约瑟难题的核心在于，的经验科学在世界上领先了一千年，但却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一个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起源的问题。西方学者们对此的解释如下：

1. 那些卓越的技术并非依赖于闲散学者的天赋发明，而是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的手艺技能。

2. （科举考试指定的文本和注释旨在记忆而非批评，从而形成了狭隘的一致性，并最终演变为国家教条。这种僵化不仅抑制了创新性，而且导致许多学者更关注道德和古代哲学辩论，而非实际问题或科学疑虑。）

3. 与欧洲繁多多样的领地不同，我国实行的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

4. 哲学和宗教存在明显的分歧。我国的宇宙学家并未设定某种不动的最初推动力通过自然法则统治宇宙，而是相信天体运动与人间社会有密切关联。与此观点相关的还有：秦朝统一后，科举制度选拔使得我国有效集中了大量聪明且受良好教育的人才，他们的管理使得我国井然有序，并推动了以整体理论和实用性研究方法为核心的科技进步。然而，这一现象的负面影响在于，新的观念在社会中难以得到认同，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不存在竞争。在我国，商业阶层从未拥有欧洲商人所拥有的那种权力。我国有许多成语，如“重视农业，轻视商业”，以及历代推行的“重视农业，限制商业”的政策，这些都反映了在那些年代官僚的指导性政策。例如，明朝末年的宋应星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败，但他认为这本书不会受到官员们的欢迎。）

5. 在西方，发展出以还原论和公式化研究方法为核心的科技。这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层的崛起相互关联，激发了激烈的技术竞争。

所处的地理环境相互影响态度。特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自古以来就必须修建水利网络。必须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有解决水患的可能)。水利网络超越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因此在,封建主义让位于官僚式文明。被认为是十大国际友人之一的李约瑟充满感情地得出结论:“如果人拥有欧美具体环境,而非广大北方被沙漠切断,西方为寒冷的雪山,南方为丛林,东方为广阔的海洋的地区,情况将会截然不同。这将是人而非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成为人的名字,而非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补充道,如果是这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文象形文字,以了解科学技术,而非人学习西方字母语言。李约瑟难题还有另一种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相较于西方,在将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实际目的方面更为有效?或者说,为什么近代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界的假说、数学、化学及相关先进技术,只在伽利略时代欧洲辉煌而短暂地兴起?

对于这个问题,林毅夫支持“科技供给不足”的理论。古代的发明是经验性的,而西方现代发明是科学性的。经验科学依赖于偶然性,随着生产的增加,偶然性也会增加;随着人口的增加,偶然性也会增加。

因此，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和一个人口较少的国家的经验性发明相比，显然前者更为丰富（这被称为规模效应，这也是古代相较于西方的领先之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趋于稳定，发明的速度也随之放缓，而现代科学发展却能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前进，这是西方最终超越我国的原因。反过来思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低俗”的结论：为何科学发展和科技进步逐渐滞后？可能是因为韭菜足够多，随意割取即可，何必追求过于复杂的科学研究呢？

饶毅教授指出，除了“李约瑟难题”引发的关于古代是否拥有科学的长期争议外，我国人民对科学的误解主要体现在功利主义倾向。许多人并未理解科学是关于人类探索、研究和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追求真理和对自然的探究。此外，有些人急切地期望我国能够跳过基础科学研究阶段，直接实现应用转化，甚至讥讽和抨击基础科学研究的价值。

在严复的观点中，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他解释道：“所谓学，就是通过大量的事实，然后总结出结论，才能称之为学。”在古代，人们往往盲目遵循圣人的言论，以圣人的是非为标准，从未从大量事实出发去总结任何结论。

严复在1895年提出了废除八股文的要求。他认为，科举制度存在“锢智慧”、“坏心术”和“滋游手”三大弊端。这种制度使得人们在国家无用之地上消磨时光，导致精神迷茫。同时，它还削弱了人才的潜力，损害了国家的繁荣。

如果古代没有科学,又何以“领先”世界数千年呢?古代没有,外国古代就有吗?这个问题背后的潜问题是:我们为何落后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1820年GDP占全球32.9%,这一优势直到1895年才被美国超过。吴国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就此命题进行了研究。他的一些观点是: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要理解科学就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有两个前后相继的形态,第一是希腊科学,第二是近代科学。希腊科学是非功利的、内在的、确定性的知识,源自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这一科学形态的典型代表是演绎数学、形式逻辑和体系哲学。文化以仁爱精神作为人性的最高追求,因此,从一开始就与科学精神错过了。吴教授解释了自己写这本书的深层动机:1、一百年来,本着我们一向熟悉的实用态度来学习西方的科学,的科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

2. 但如今，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人已经解决了过去的落后和贫困问题，现在我们要努力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文明未来的强大力量。在这个新形势下，如果我们仍然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科学和科学家，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使命。

3. 今天，我国的科学事业正面临着基础科学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等严重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深入思考科学的本性、起源，那么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可能会违背科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人为地设置发展障碍。

三 近1000年前，在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北宋人沈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天文观测台，以及一个精美的浑天仪，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工程：每晚进行三次行星位置的测量，持续了五年之久。

然而，沈括并没有利用这些数据来推导控制行星行为的数学规律，而是试图在编制日历之外寻找星相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线性、简单且无明显因果关系的关联性。李约瑟在他的《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到：“希腊的天文学家是纯粹的私人，是哲学家，是真理的热爱者。他们和当地祭司没有固定的关系。相反，的天文学家和至高无上的天子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机关的一个部门工作，按照礼仪被供养在皇宫的高墙之内。” 他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写道：“天文学的礼学性质，为政治服务、为伦理生活服务的基本研究动机，规定了天文学的独特任务和内容。”

如果说行星这种天空漫游者是希腊天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因而希腊天文学本质上是行星天文学的话,那么可以说,天文学本质上就是天空博物学、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自古以来,最聪明的智者观天象以知天下,预测人世间的未知未来,至今仍络绎不绝。利玛窦在他的《札记》中说:“他们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从经书、从八卦、从文字、从星相、从抽签、从黄历、从五行、从属相、从时辰、从星座、从血型、从颜色、从数字、从左右、从方向、从节气、从山水、从房屋、从动物......,我们有各种“占卜之术”。虽然这些方法在现代科学看来并不一定准确,但它们已经成为了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四黄仁宇认为,20世纪之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名与实之间没有成功地得到连接。《驯服偶然》的译者前言里,他提到了自己的感慨:“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往往被其名称所误导,而忽略了事物的实质。”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况在的传统文化中尤为明显,例如将天文学称为“占星学”,从而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占卜上,而不是真正理解天文学的本质。因此,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究天文学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它。

传统的治国方式被称为“间架性的设计”，这是一种由政治家从宏观角度进行规划而非由其自我探索得出的方法。这种“间架性的设计”被认为是超越了当时时代的政治成熟度。正如李约瑟对朱子的评价所说，在牛顿式的宇宙观出现之前，已经出现了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将这种理念应用在社会政治领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政令表面上华而不实，实际上名不副实，导致我国亿万民众无法有效地进行数字化管理。

没有牛顿，却有了爱因斯坦，这让我想起了朱清时院士的演讲《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他在演讲中说道：“这里海水与波浪的关系，正是弦与音乐的关系。它们也是物质世界与宇宙本体的关系。当我理解这个道理时，内心充满敬畏和震撼。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科学家们辛苦地攀爬到山峰时，佛学大师早已在这里等待多时了！”虽然朱院士的演讲有其具体的背景和对宗教的敬意，但他表达了不少人对现代科学的情感：你们所追求的，我们的祖先早已预见并预测到了，只是等着你们去证明而已。

在，有一句谚语可以回应这种情况：“画鬼容易画猫难。”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聪明的人啊，既然你在山峰上早早等待，为何不下山看看呢？”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曾说过：“科学家是探险家，而哲学家是观察者。”这位顽皮的大师尖锐地指出：科学哲学对科学家的作用，就像鸟类学对鸟的作用一样。

费曼是个“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关于科学哲学的定义，这里不展开讨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书名里是有哲学二字的，后面我也会提到哲学对于犹太人的重要性。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原子论：万物由原子构成。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说，这些原子“太小了，因此我们无法感知到它们……它们，或者说这些元素……可见、可感知的物质”得以形成。 “原子论”看起来有惊人的远见和洞察力。然而，科学家认为他们只是碰巧撞上了一部分事实而已。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说：“这些早期的原子论者看似相当超前，但是（一元论者们‘错了’，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对了’，这种对错之分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物质的密度、硬度或导电性，即使泰勒斯或德谟克利特告诉我们石头是由水或原子构成的，我们又能在理解自然的路上走多远呢？”爱因斯坦和因菲尔德用一个比喻描述了如此“希腊困境”——古希腊自然世界的探索者们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表的机械结构（机制），他却只能盯着表盘和不停转动的指针，听着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因为表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如果他还算机灵，他可以绘制一幅机芯图，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释。但是他……可能永远都不能用真正的机芯与自己绘制出的图纸两相对照。他觉得这样的对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修订后的版本如下：

这个比喻同样可以揭示我们对祖先如谜般的智慧的沉醉，比如阴阳理论、八卦的二进制、能量与气、混沌等预测。虽然这些预言似乎领先了数千年，但其核心思想仍然被束缚在表象之中。在太平洋某小岛上的一位巫师或许有着更为惊人且“精确”的预言，与引力波、量子纠缠等现象更为紧密相符。而我们，身处21世纪，仍在赞美数千年前的那些模糊不清的观念。

乾隆下江南时，曾与镇江金山禅寺主持站在长江边的小山上，观赏江面上的船只往来。乾隆问和尚：“你看这江面上有多少艘船？”高僧沉思片刻后回答说：“只有两艘。”乾隆不解地问：“何谓两艘？”高僧解释道：“一艘名为'名'，另一艘名为'利'。”这个故事生动地描绘出了我国对于“顶级智慧”的理解。

外国人认为，我国人将宇宙视为生命体，一个依靠各种内在“动力”相互连接的整体。这种力量被称为“气”，而其他两种基本动力则是“阴”和“阳”。我国人认为宇宙由五种元素构成：金、木、水、火和土。这些元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昼夜交替、四季变换、生死轮回、星移斗转等自然规律。

由于我国人坚信世间万物都是由这些元素和能量构成的，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断变化发展，因此他们并未提出“原子”作为物质的基本单位；同时在我国，也没有自然哲学家必须通过数字来证明符合“科学”标准。早在乾隆之前2000年，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数沙者》中提出了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要用多少粒沙子才能填满整个宇宙？

阿基米德并未抛出一种高明而模糊的答案。在当时的数据、公式和思维方式都非常贫乏的情况下，他仍然完成了史诗般的计算。为了计算填充整个宇宙所需的沙子数量，阿基米德需要知道宇宙的体积。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宇宙被一个晶体球环绕，恒星则固定在这个晶球的特定位置上。同时代的著名天文学家阿里斯德鸠估计，从地球到那个天体边缘的距离是10亿斯塔德（stadia），即大约10亿英里。通过比较这个球体的体积和沙粒的体积，阿基米德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后得出结论：“显然，要填充由阿里斯德鸠估算的天球所界定空间，所需的沙子数量最多不会超过一千个米亚德的第八级单位。” 结果的精确性并不重要。阿基米德的问题远不止“宇宙有多大”，而是：“用数学语言描述一个比我们所测量的任何物体都大的实体是否可能？”阿基米德以身试之：“可能。” 这可能是科学家首次将数学应用于科学研究，而非科学研究服务于数学。阿基米德改变了数学语言的使用方式，使其与宇宙的现实相符。通过以沙子作为衡量标准，阿基米德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宇宙中没有人类无法理解和计数的事物。

假如我国寺庙像西方修道院一样培养科学家，那么当高僧面对乾隆的问题时，或许会望向长江，目测一下一里地内船只的数量，然后根据经济强弱的分布估计一个平均值，再乘以长江的长度，得出一个数量级相差无几的船只数量。乾隆也可以在微服私访时，得到国家水上运输的调查数据，从而对水运、税收、贸易有全新的判断和思路。

然而，在那样一个GDP位居世界第一的盛世，高僧的答案更能切中皇帝内心的需求。“没有什么不能计算”的科学思维，让位于权谋智慧。即使在西汉时期，《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已经出现，南朝祖冲之对圆周率的估算也领先世界一千多年，但受实用性计算的限制，他们忽视了公理化建设和理论推导。

当我们了解阿基米德计算宇宙的故事时，就不会对20世纪的费米“如何估算出芝加哥的钢琴调音师人数”感到意外。1958年，《青年报》曾刊登过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认为，如果太阳能转化率达到30%，并能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养分，那么亩产理论上可以达到大约4万斤。

计算，首先是为了追求真实。这是我们血液中缺少“数字化思维”的主要原因。Hubbard在其著作《数据化决策》中提出“一切皆可量化”，旨在探索大数据时代的量化决策方法。他开头举了三个“量化大师”的例子：古希腊人如何坐在图书馆估算出地球的周长；费米计算费城的钢琴调音师数量；以及一个九岁的女孩如何揭示“抚触疗法”医学谎言。虽然这个方法我们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控制实验这一简单却陌生的方法被忽视了。九岁的小女孩艾米丽在1996年发现母亲琳达观看了一部关于“抚触疗法”的录像，这是一种有争议的治疗方法。艾米丽向母亲提议进行实验，作为护士和美国国家反健康欺诈委员会的成员，琳达给了她一些建议。

艾米丽雇佣了21位掌握抚触疗法的临床医生，让他们坐在一起，通过纸板隔开，互相无法看到对方。纸板下方有一些洞，艾米丽通过投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将手放在医生的左手还是右手的位置。之后，她手掌向上，与医生的手相距约四五英寸，这个距离会被记录在纸板上。艾米丽和医生的手之间的距离固定，而医生则通过感知艾米丽的“能量场”来判断她的手是否伸到了他的左手或右手。

实验结果显示，“抚触疗法”是一种未经认证的疗法。1998年4月，11岁的艾米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她的实验结果，这使她成为了在核心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最年轻的人，被收录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30年前，我国诗人海子，据传与“修炼气功走火入魔”有关。他在遗书中提到要找某人报仇。公开资料显示，1988年某人以“人体科学”的特长（被认定为具有特异功能，因此免试特招进入地质大学（武汉）进行研究）。该人在其论文中写道：“我们已经确信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的论述：‘对人体科学的研究深入下去一定会引发一次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的正确性。”气功热时期，一个9岁的女孩揭示了这个谎言，使许多人沉迷其中。如今，科学进步似乎并未轻易减少反科学观点的存在。据悉在美国，星象学家的数量是天文学家的20倍。然而，星象学家应归类于娱乐界而非伪科学领域。科学甚至允许人们以更先进的方法反对科学，例如利用智能手机进行占卜。威廉·史密斯认为：“科学是应对狂热言论的有效解毒剂。”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各领域的精英、决策层和教育者来说，科学认知体系需要成为整个社会思维的基础设施。尽管我们承认在科学方面已经落后，但仍然觉得有一些“自留地”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即使是西方的外族人也无法触及。

例如，我们认为对“整体”和“系统”的理解更为深入，而外国人在这些方面容易陷入局部和细节，难以把握全局；再比如，关于“复杂”与“混沌”，我们也有一种先发优势，因为我们先辈早已阐述过这一点，即使科学家所研究的“复杂”与“混沌”与我们所理解的有所不同。

在这方面，我们的表现相对轻松（如你所见，这是我在撰写本文时的基本态度，但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那就是外国人难以精通围棋。围棋是我国罕见的具有数字化的运动，它融合了西式精确量化和东方混沌哲学的特点。围棋需要计算，许多局部生死问题都有唯一的“最优一步”。此外，围棋非常注重大局观和直觉。这被认为是外国人学习围棋困难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反映了东方哲学在西方人看来无法超越的优势。所谓大局观、直觉和石破天惊的一手，都被认为无法通过计算实现，需要靠直觉，在日本围棋巅峰时期，几乎所有顶级棋手都出自木谷实和吴清源的门下，他们的智慧似乎只能通过传统的师徒制度传承。这就是围棋在计算基础上展现出的东方哲学魅力。阿尔法狗击败人类围棋冠军的事件，仿佛是科学对东方哲学神秘领域的一次挑战。

在比赛之前，真正了解人工智能领域的人都知道，李世石并无获胜的可能。事实上，这场比赛的真相太过枯燥、直接且残酷，人性的本质使其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因此，无法吸引观众的传播便意味着失败。这就是所谓的“眼球经济”。老喻表示，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家的诚实，与李世石比赛前DeepMind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有朋友认为，李世石输掉的一局，可能是出于对DeepMind的尊重。而且，这场比赛是有剧本的，一些科学家本身就具有自带流量和表演天赋的特点。他们可能会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做出一些娱乐性的行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诚实。老喻则认为，我们不能因为AlphaGo团队的表现让人无语就对他们产生阴谋论的想法。我们应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猜测，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对于李世石输掉的那一局，事后有详细的分析，虽然李世石的策略确实暴露出了程序的弱点，但并不能证明DeepMind是在故意为之。事实上，DeepMind在事后已经改进了他们的算法。有朋友表示，阴谋论确实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有机会深入了解公司内部的决策过程，你会明白这些事情并非都是表面现象。老喻强调，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密室中策划，并认为这种行为并不等同于欺骗。他觉得DeepMind的科学家们有基本的自尊心和价值观。然而，在，这种情况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大家更关心的是利益而非是非，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王利芬事件。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主题，老喻并不认同这部纪录片是专门设计出来以吸引眼球和流量的作秀。他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诚信的信任，不再相信有人会为了伟大的事业而不谋私利，尤其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尽管他们可能富有，但在人们的心底，他们被认为是无情的。然而，群体之间的分裂要比贫富差距更加难以逾越。

我们相信并非所有事情都具有光鲜亮丽的一面，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真相往往难以察觉。这种观点可以被视为广义上的阴谋论。例如，巴菲特、盖茨、扎克伯格等名人的捐款动机可能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他们可能是为了避免税收；肯德基的鸡肉是否真的有八个翅膀，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共济会是否在暗中操控着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众说纷纭的话题。

我们认为，伪造数据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尤其当你的初衷是有善意的，或者即使初衷并不好，但最终的结果非常成功时。实际上，大规模伪造数据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旦被揭露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当然，如果大家都选择不承认事实，那就是另一回事）。

我们并不崇尚体面、尊严这些词汇，因为生存才是最重要的，利益高于一切。历史上的权力更迭犹如翻云覆雨，谁胜谁负，由历史书写。本质上，我们是因为贫穷而害怕贫穷，无论是食物还是财富，我们都无法摆脱那股强烈的饥饿感，无论得到多少，都觉得不够，至于如何获取和消费，则并不重要。

西方文明常被称为“两希文明”，即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结合，总体而言，它是一种陌生人文化。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契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人民也非常重视诚信和道德自律，但他们所遵循的准则并非来自外部的规则约束，而是内心的善良。规则是次要的，良心是最重要的，它们的重要性不能颠倒。事实上，我国人民通常对规则的神圣性持怀疑态度，更喜欢灵活多变、善于应对，过度依赖规则则被视为固执、呆板和缺乏变通。

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独立的个体，这促进了另一种人性理想的形成，即将“自由”视为人类存在的根本标志。

问题:什么是自由?如何塑造自由的人性理想?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人的人文结构。那么,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形式呢?希腊人的答案是:科学。“自由-科学”构成了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生产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

不在乎契约,无所谓自由,也就不在意尊严和体面了。1858年,得出自然选择理论长达20年、但仍不肯发表的达尔文,收到了英国另一位自然学家华莱士的手稿《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他惊奇地发现华莱士也独立得出了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思想。达尔文在给莱尔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我的所有成果,不管意义有多大,也许都得不到承认。”这意味着他小时候为了抓标本把昆虫塞进嘴巴的热爱、漫长的求学、小猎犬号上的5年航行、乃至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那部分,都化为泡影。

然而,他仍慷慨地帮助华莱士发表了他的论文,只要求自己的成果也能同时发表,他甚至担心自己的这个要求“有些可鄙”。1859年底,达尔文出版了 400多页的《物种起源》。但早在《起源》出版之前 28年,有个不为人知的苏格兰人马修提出了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非常类似的思想。1860年,马修给杂志写信申明他有优先权。

达尔文内心非常不安，他在信中回复道：“我完全赞同马修先生多年前就对我关于物种起源提出的自然选择解释……我只能向马修先生道歉，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他的著作。”达尔文展现出的谦逊、绅士风度和优雅，与他的伟大科学成就一样值得称赞。有人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演绎为“适者生存”，进而描述为“弱肉强食”。还有人将误读的达尔文主义引入社会，这种观点夹杂着成功学，并广泛传播，我们对这种现象并不陌生。

在《权力的游戏》中，山姆威尔·塔利是一个看似无害、无用，但实际上具有神秘力量的人物。他肥胖、胆小且缺乏自信，但非常聪明，热爱阅读和思考。他被命令前往学城成为一名学士。他听从前辈的建议：“在学城里，我们要质疑一切。”

1843年，孟德尔来到圣托马斯修道院，形象地再现了小说中那个角色的场景。他体型偏胖，表情严肃，性格内向，口吃，原本想成为高中教师，却始终无法通过资格考试。

在《基因传》的描绘中，这座修道院仿佛是世外桃源。图书馆拥有近万本不断增加的藏书，涵盖自然科学、地理学以及天文学的最新进展。奥古斯丁派信仰宗教与科学之间并无冲突，他们实际上把科学视为维护世界神圣秩序的一种补充手段。

孟德尔被送到维也纳大学，系统地学习生物学知识，为未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约从1856年到1863年，他在修道院花园中的一小块空地上进行了8年的豌豆杂交实验。

这是一次孤独而卓越的科学探险，比表面上的困难更大。孟德尔拥有大量可供分析和研究的数据，包括2.8万株植物、4万朵鲜花以及近40万颗种子。他写道：“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体力劳动确实需要一些勇气。”孟德尔于1865年在布吕恩自然科学研究协会上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他提出了遗传因子（即现称为基因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等关键概念），并阐述了其遗传规律，被后人称为孟德尔定律。

然而，在1866年的新年前夜，孟德尔致信当时的著名植物学家内格里，附上了关于豌豆杂交实验的简述。内格里对孟德尔及其工作进行轻视，他认为这些只是经验之谈，无法证明其合理性。按照我国目前的标准，孟德尔可能被视为一个典型的“民间科学家”。尽管科学发展至今，即使是在生物学领域，业余科学家也很难取得显著的成就。然而，对于原本科学氛围薄弱的来说，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捧“民间科学家”，以及棍棒乱舞的嘲讽，本身就是“伪科学”的一部分。

穆克吉写道，孟德尔在工作中展现出了一种超越寻常的慈爱。这里的“慈爱”（tenderness）、“照料”（tending）和“张力”（tension）这三个词虽然词根相同，但分别指的是农民或园丁照顾农作物的行为，以及豌豆藤蔓向阳光伸展或紧密缠绕在乔木上的状态。“科学研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

1883年，就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他曾对他的同事说：“而且，我坚信，我的研究成果很快就会得到全世界认可。” 长达35年后，直至1900年，三位植物学家——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尔纳斯和奥地利的切尔马克各自独立证实了孟德尔定律，这成为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自此，孟德尔被誉为科学遗传学的奠基人。正如孟德尔生前所预测，人们会永远铭记他和他的甜豌豆实验。

著名的科学家彭加勒曾说过：“我希望维护科学的纯粹性。” 例如，在前面我已经阐述了天文学事实的高度价值，并非因为它们能实际应用，而是因为它们是所有事实中最有益的部分。正是因为科学和艺术，文明才有价值。

有些人对“为科学而科学”感到惊讶，但就像为生活而生活一样有效，即使生活充满痛苦；如果我们不认同所有的快乐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文明的目标是为酒鬼提供烈酒，那么它甚至比为幸福而幸福更有意义。

追求真理应是我们行动的目标，这才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唯一事情。无疑，我们应该努力减轻人类的痛苦，但这为什么呢？没有痛苦的世界是一个消极的理想，只要世界还存在，痛苦就不会消失。如果我们希望越来越多地让人们摆脱物质困扰，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研究和思考真理中找到自由。

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就是：要像吃饱了撑的似的搞科学。在科学家心中，也许正如《权力的游戏》中的台词：杂耍和唱歌的人才需要喝彩。

人对自己的智慧，总是怀有一种"笑而不语"的自信。欧洲人太钝，美国人太粗，日本人太坏，印度人太穷，在我们眼中，唯有犹太人才是最优秀的。在他们看来，犹太人首先是有钱的。在美国前400个富豪家族中，犹太人占了23%。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名单上，犹太人也占据了将近一半的位置。

犹太人非常聪明。在诺贝尔奖的得主中，将近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超过四分之一的菲尔兹奖得主也都是犹太人，55%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是犹太人。然而，我们并不太关注那些"玩虚的"领域，犹太人在这些领域同样表现出色：51%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是犹太人；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中，犹太人占1/4；在艺术、流行文化领域，有很多巨星都是犹太人；1930年对美国4000多名拳击手的研究表明，其中许多优秀选手（包括许多犹太人）都是犹太人。公元64年，犹太教主盖姆拉颁布法令，要求所有男性必须能够诵读《塔木德经》。直到1700年后，下一个在男性间普及了读写能力的民族才出现。《塔木德经》写道：一个男人应该变卖所有财产去娶一位学者的女儿，也应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学者。

人和犹太人对智慧的定义是不同的。我们自古重视文学，后来又追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理科生和文科生互相鄙视（更多的是理科生的优越感，这似乎难以共存。实际上，在现代科学的学术概念中，并没有理科这个概念。而且，缺乏人文学科的底蕴。所谓的理科生也无法走得太远。李政道曾经说过，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人们都知道扎克伯格是哈佛计算机专业的辍学生,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修习心理学。格林斯潘曾经说过:“所谓的新经济实际上就是心理学。”这两位都是犹太人。人们都认为乔布斯是一位人文大师,但忘记了他在小时候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还曾打电话给惠普创始人索要电子元件。孙乙戌写道: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来自苏联的专家阿尔辛杰夫带来了他的“苏联模式”。他认为新的大学应该是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要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医师和农业专家,而不是文科生这种大而无用的人。

终于熬到20世纪90年代,文科院系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开始兴起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热潮,许多学校纷纷设立文科专业。然而,这场潮流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灾难。人才断代、盲目扩张、利益驱动、缺乏经费等问题导致了大量低水平文科专业的出现。我喜欢乔治·桑塔亚那在《人性与价值》中的一句话:“任何艺术都不是为了让人们进入神秘主义,如果艺术会有这样的后果,那只是偶然的,也许与我们的创作过程有关。因为任何艺术都是为了建构某种东西。正是由于眼前的和科学的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需要充实感性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不满足时,这正是需要诗意的时候。”《智慧之路》列出了每个犹太青年应该学习的学科:他应该学习逻辑、修辞和诗歌作品,直到他熟知它们 ...他也应该学习工程、语法和天文的基础知识,直到他熟知它们。

;以及其他学科和技艺的领域——无论他本身需要什么知识,直到他熟知它们。关于犹太人的话题,以及与人的对比,实在过于庞大,我姑且收于6点:

智慧是不能分“有用”和“没用”的,也不能分“文”和“理”,更不能分“”和“不”的;我曾写过,“有用的聪明”可以训练出来,“没用的聪明”则很难。一个民族的“智慧浓度”至关重要,犹太人被驱逐、被屠杀、被排挤,人数不过千万,但其智慧浓度却极少被稀释,并且越来越高。只有达到一定浓度,才会涌现出各种天才;为什么缺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这么多人凑不够11个人去踢足球?基数虽大,但浓度不够,尤其是浓度有个临界点,而非简单的线性比例关系。科学和文化需要靠基因、更要靠家庭,一代代传下去。犹太人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个大家族,都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而在,最优秀的那部分人很多连见孩子的时间都没有。犹太人有持久的传统、强烈的归属感(即使散布全世界,以及去中心化的社会网络。也许骨子里,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子民。犹太人的力量是靠结果、而非口号呈现出来的。例如在多年后,不远万里追杀逃往阿根廷的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又例如犹太人对辛德勒的怀念,以行动传递出犹太人有仇必报、有恩必还的信念。犹太人的“抱团儿”和“个体独立性”是并存的。“两个犹太人,三种意见。”不盲从权威,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恰恰令一个民族更团结、更强大。

关于坎坷与苦难，人与犹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也对彼此表示友好。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展示我们同样具有非凡的才能。据称，在过去的300年中的任何时期，如果你说“有史以来80%的科学家仍然健在”，你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在科技的推动下，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改变整个世界。根据《终极算法》一书的观点，机器学习是一种类似于使用类固醇的科学方法，遵循相同的过程：提出假设、验证、放弃或改进。科学家可能需要投入一生的精力来提出或验证数百个假设，而机器学习系统可以在一秒钟内完成这些任务。机器学习使得科学发现过程实现了自动化。因此，它既是商业领域的革命，也是科学领域的革命。

当科学逐步接近人类大脑本身时，“范式转移”可能会突然发生。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这个有争议的概念，用以描述在科学领域中，从基本理论上的根本假设改变。这种改变也被应用到其他学科的巨大转变。

硅谷模式位于科学与算法的交汇处。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将科学家精神、企业战略和数字经济相结合，并在虚拟经济中推广科学试错的实践。亚马逊的飞轮、Facebook的增长黑客等，释放出惊人的力量。

虽然斯坦福的研究生佩奇看起来更像一位科学家，但在硅谷独特的辅导机制下，他很快成为了杰出的企业家。

马斯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毕业生，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物理学学士学位。他曾计划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应用物理与材料科学博士学位。科技公司的崛起，也催生了科学企业家和企业科学家的出现。相较于过去，这些企业家和技术驱动型的人才更加强大。在我国，企业家一词并不古老，早期的企业家被视为勇敢和聪明。然而，科技进步使我国的企业家实现了快速迭代。科学技术的依赖性较低，这意味着科技企业家们面临的原罪压力较小，同时也带来了透明的新鲜感。然而，这种新鲜感无法掩盖商业集中和资本贪婪现象的加剧。科学和技术的形成源于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二者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我一方面对各地不惜代价地招募科技人才表示担忧，另一方面，我对像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对科学生态的滋养抱有期待。阿瑟认为，创新与国家竞争力密切相关，新技术的发展前沿通常会高度集中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真正尖端的技术并非源自知识，而是来自其他因素，我将它们称为“深奥的手艺”。这种手艺不仅包括知识，还涉及到一套复杂的认知体系。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过这一点。

1890年，一位作家曾写道：“当一个产业为自己找到一个地方，它很可能就会在那里扎根。在附近的街区，人们会学习相同的行业技术，从而获得巨大的收益。这样，原本神秘的行业便不再那么神秘。就像孩子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许多知识一样，优秀的人才也会很快受到赞赏。设备的改进、工艺的优化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都会立即引发讨论，并评价其优劣。一旦有人有了新的想法，很可能会被他人借鉴，结合他们的观点，产生出全新的创意。随后，相关的附属产业将迅速发展壮大，为主产业提供工具材料、组织交易，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素材。”

这段话让我们不禁思考，深圳和杭州是否已经成为这样的例子？在计算科学时代，我们有否机会实现弯道超车？然而，即便有机会，这个弯道的幅度也是相当大的。

回顾2000年日本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在未来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截至2016年，日本已有17位科学家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一成就令人惊叹。

北京大学教授周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文化、体制等多方面因素，认为日本科学的“井喷”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一直保持对科研的高投入，即使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刻，日本也毫不吝啬地投入科研资金。此外，坚持进行原创性科技创新被视为改善日本未来的必由之路。

本世纪的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在接受义务教育和高学历教育时，大多数集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在那个时期，日本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教育改革。日本经历了三次教育改革：

自明治维新以来，直至二战结束，首次改革拉开序幕。在1947年，《教育基本法》颁布，诸多国际知名文学作品被纳入教材，充满科学精神，涵盖尊重人性、个性、世界合作与和谐等元素。再者，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虽然日本诺贝尔奖计划仅为其中一项成果，但要实现科学领域的突破，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和坚守。我们不能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工业、交通和城市建设，而忽视了教育和科学的发展。

马斯克曾说过，他在12至15岁时经历过“存在危机”，当时他阅读了《银河系漫游指南》，书中一台超级计算机找到了生命意义的答案，但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字“42”。这让马斯克深感好奇。他认为，如果能够正确解读这个答案，它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从而明确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一篇关于“孤独的马斯克”的文章称其为拯救世界的伟人，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警惕那些声称要拯救世界的大人们，而对那些怀揣拯救世界梦想的孩子表示关爱。尽管马斯克已经步入中年油腻男的标准阶段，但他的太空梦想仍然延续着那个十来岁少年的热情，即太空梦，少年心。他一点也不孤独。去年暑假，我们全家前往西雅图流行文化博物馆，在科幻主题区参观了众多星球大战和星际迷航的展品。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本身就是《星际迷航》系列的狂热粉丝。

据报道，他在多年的乞求之后，派拉蒙影业终于答应在《星际迷航3：超越星辰》中为他安排一个小角色。这或许让你想起了《生活大爆炸》中的谢耳朵。这也解释了贝佐斯如何穿越亚马逊长时间的亏损期。他的跨越星际的时间观念使得亚马逊开发AI助手Alexa变得非常自然。

贝佐斯在2000年创立了一家名为蓝色起源（Blue Origin）的载人航天公司，他对太空旅行的热爱源于童年的梦想。我还记得，当马斯克和其他“PayPal黑帮”成员谈论他们小时候玩过的火箭时，有一半的人举起了手。马斯克和贝佐斯只是众多在后院引发爆炸的孩子们中的一个。

这些源自少年时代的冲动，虽然有时盲目且持续时间长，但也值得我们去安慰。我们不需要的是那些想要拯救世界的成年人，我们需要的是敢于拥有梦想的孩子。纯真的梦想是一种童子功，而社会的梦想需要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无论是足球还是科学，都是一样的。

当少年马斯克在读到《银河系漫游指南》时，1983-1986年的还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乡下孩子。我们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使用粮票和布票，挤在邻居家的彩色电视前观看《射雕英雄传》。马克斯·格利克曼说：“科学是一门使本世纪的傻瓜都能超越上一代天才的学科。”

未来总是掌握在孩子们的身上。维纳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在人们拥有信仰自由时，它才能繁荣发展。让我们一起给孩子们自由探索和选择世界的权利。

科学是一种信仰。何为信仰，就是无论有无直接激励，你都会充满热情和动力地投入其中，就像你在恋人的眼神中，或在孩子的期待下一样。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通过对多年来的及人的了解，坚信将再度崛起。这是一个拥有伟大文化、伟大人民的国度，必定会对世界文明作出新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位善良的科学家并未对他的“李约瑟难题”给出答案。对于科学，我们需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勇气，能够不在意名利，需要有足够的耐心，需要有人去做那些看似无用却富有意义的事情。

“科学是神奇的。它是人类发现世界、探索万物的最佳途径，包括了解我们自己。” 我们最欠缺的，是一种需要代代相传的精神：为了未来的后代，为他们种植树木。你，愿意这样做吗？

本文参考书目：《什么是科学》、《基因传》、《犹太人为什么成功》、《科学的价值》、《自然科学史》、《科学进化史》、《耶鲁科学小历史》、《极简科学史》、《技术的本质》、《认知升级》、《驯服偶然》以及“维基百科”和其他网络资源。